发表时间：2025-07-14 23:20:41 │ 点击数：
9点，拍几张刚刚和好的面、调好的馅，把精挑细选的照片发到微信群里，然后，开始包饺子；
这是一个54岁妇女每天的行程，在失业一年多，尝试自媒体失败后，开始转行卖手工水饺。
这些账号的IP定位于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之外，账号主体大多数是女性，而且，要么是全职妈妈，要么是失业的或退休的中老年妇女。
再去探究，我们会意识到，她们其实有很多共性。其一她们所掌握的资本较为匮乏，其二她们需要照护家庭成员，或是年幼的孩子，或是患病的或年老的爱人、亲人。
这就导致了她们既很难像年轻的数字游民一样从事内容生产与创作，也无法像那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务工人员一样外出流动。
于是，“私房手工水饺”这种家庭作坊，这种古老的、传统的商业形式，让她们看到了一种可能的生存方式，而在新的时代语境中，她们和家庭作坊也在共同流变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非公有制经济生机勃发，涌现出众多中小型民营企业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民用住宅内进行加工、生产和贮存的家庭作坊，分布在城郊、乡镇和农村等地。这种形式由于轻设备、省投资、规模小微，且生产经营自主灵活，显著降低了创业的准入门槛。
对于全职妈妈或中老年妇女来说，她们需要一份收入、一个工作，但她们不仅遭遇着人力资本的制约，现实困境更在于物质资本的匮乏。
因此，三人以内、不足百平米空间便可完成生产、制作、销售的低成本创业便成为了可能。这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，也不需要购入繁重的机器设备。一批包装袋或包装盒、一台塑封机、一个冰箱、一台电动车、一部手机，甚至一个人，便足够了。
2023年，“庭院经济”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，即一种农民以住宅院落及周边场域为空间范围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规模生产经营、为自家和社会提供农业土特产品和有关服务的经济形式。发展重点包括特色种养、特色手工、休闲旅游及生产生活服务等，农家乐、采摘园即为常见形式。
尽管家庭作坊在流变中保留着“小而专，专而精”的特点，但，当今城市空间中的家庭作坊，是脱离于农业、对立于工业的，几乎是一种彻底去机械化的纯手工生产。
也正因为由纯手工制作，赋予了产品那种机械化与规模化所无法达至的精巧、独特。例如，追求口感的人会知道，手工揉搓和机器生产的面，吃起来是不一样的。
事实上，除了水饺，甜品、卤味等食品及手工艺品在当前城市中涌现的家庭作坊中亦很常见。在家庭作坊漫长的发展历程中，生产的产品还包括五金、磨具、文具、服装辅料、农副产品等。
更加轻量化，这是家庭作坊随着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拓展所发生的流变之一，它让手工重返生产舞台中央，产品存在的逻辑反映出它更像是逆现代化工业生产的产物，对抗着流水线式的同质化与快餐化，而蕴含着绿色、人本的思想。
当私房手工水饺的老板把新鲜和好的面和刚刚调好的馅料，实时发送到群里，或者干脆以直播的形式直面消费者，便是一种体现。
“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，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。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・斯蒂格利茨的论断振聋发聩。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底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达66.16%，约三分之二。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乡村大刀阔斧地推行着的家庭作坊，在20年间促成了城镇的兴盛，后者比重提升14.62个百分点，尽管当时占据近2/3比重的仍是乡村。
一方面，部分农村村民从传统耕作中解放出来，从单一靠土地生存，转向多元的发家路径，加速着城镇化进程。
另一方面，城镇化使住宅空间大幅缩减，对城市家庭作坊来说，土地、厂房等生产要素的匮乏，使得相对大规模的、机械化的生产可望而不可及，如果要扩张，便需要更大量级的资金投入。
此外，伴随着村庄的没落，城镇化对地缘与血缘共同体的消解，也放缓了家庭作坊的扩散、壮大与整合。
我们都有数不清的袜子，每天见面，每天接触，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国有一个“国际袜都”——大唐。
这个浙江省绍兴市代管的县级市——诸暨市大唐街道，正是从农村家庭作坊发展而来，如今其年产袜子超250亿双，相当于一年能给每个地球人都做出3双袜子。年产值超700亿元，相当于每分钟可产生约13.3万元的价值，而2024年甘肃省平凉市全年GDP为722.77亿元。一个县域的单一袜业，与一个中等地级市的经济总量相当。
很难想象，50年前，如果没有农村宅基地，我们还能不能看到今天链接“一带一路”的“国际袜都”。
基于浙江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的成效，2021年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》。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、贵州大学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研究者指出，浙江正是以农村家庭作坊为基础，形成庞大的工商业产业集群，塑造了城乡结构，创造了新型就业方式、就业机会，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体经济水平。
“私房手工水饺”如春笋般在全国冒出，背后的一个原因即在于，那些城市产业结构单一，缺乏核心支柱产业，妇女们难以“扎根”。
如果我们细细想来，那些推行“妈妈岗”政策的省、市，正是因为其拥有相当规模的制造业集群，且以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导，包括广东、山东、江苏等。
以山西省为例，在过去30年，伴随着能源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，煤炭、钢铁、纺织、砖窑等规模的收缩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与劳动力转型，转而为以文化旅游为主的服务业生态，工业制造和信息科技产业的滞后，对现代型企业与人才的吸纳能力不足。
与此同时，这些城市中，生存型消费占据绝大比重，人们对价格敏感度颇高。生产与消费表现为规模本就不大的存量之间的博弈。一线城市风生水起的情绪消费、体验消费、品质消费、即时消费等等概念，在这里难以奏效。
如果去问那些私房手工水饺的老板们，第一批订单是如何而来的，答案大概率不是依靠直播，不是依靠算法，也不是依靠所谓的私房品质，而是诞生于她们的“附近”，这个“附近”，包括熟人，包括所在的小区。
因此，在这些城市从事私房手工水饺的难点便在于，绿色健康、私人订制、个性化服务等品质消费理念难以击中人心，红包卡券式的促销活动更容易激起购买欲，哪怕仅仅是2元钱的优惠力度。私房手工水饺的消费群体也往往是那些经济条件相对更高，或为孩子购买的妈妈们或爷爷们。
私房手工水饺的供给与小城消费能力、消费理念之间的鸿沟，使得它从最开始的中高端，转向了与更具性价比的低端形式并存。
家庭作坊曾被视为“社会化小生产”的重要环节，依赖于家庭语境中劳动力的分工和合作，表现为“男主外女主内”式的夫妻共同参与。如今此类家庭作坊中，呈现出的则是完全由女性主导，或独立经营。
时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的杜鹏，在对浙江某村家庭作坊的考察中指出，主内的女性实际上是以“家务”的形式统领着作坊，维持之诸事，这导致了女性在作坊经济中的依附性和可替代性，而主外的男性，因掌握着决定作坊效益的社会资本而具有不可替代性。
有趣的是，这位研究者调查发现，该村普遍存在婚姻越轨，但离婚率却相对较低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
“在当地，婚姻中的越轨行为在村里并不算什么新鲜事，反而再正常不过……对于一个有钱的男性而言，不出轨则可能被贴上‘傻’的标签……大势是男人有这种事情是风光。”
这种矛盾的产生，在他看来，是因为当家庭以作坊的形式嵌入市场，后者对家庭再造，表现为它强化了权力结构的不平等，进而维持了家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。他说，伦理危机之所以不必然导致家庭解体，正是因为在这之中，利益起着核心的凝固作用。
“嵌入市场的作坊经济模式，本身就决定了只有掌握了市场的人才具有真正的当家权。”
如今，这一权力结构，显然已被颠覆，至少是在这种作坊经济中，这种转为以女性权力为主导的现代城市家庭作坊经济中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不论是全职妈妈，还是那些已经失业的、退休的中老年妇女，她们踏足这一模式的出发点，正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性。
近日，50岁的女性脱口秀演员房主任爆火。人们谈论母职惩罚，人们谈论女性遭遇的那些显性的或隐性的暴力，人们歌颂出走的勇气，背后正是因为普遍的状况是，众多女性选择了停留。
[1]刘升，刘广菲.共同富裕的浙江经验：基于城乡产业联动的分析视角[J].贵州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，2023，41(02):78-89.
[2]李婕.“庭院经济”首度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小小庭院经济潜力有多大[J].农村.农业.农民，2023，(09):17-18+23.
[3]杜鹏.嵌入与再造:利益性家庭的生成机制——基于浙江J村家庭作坊的社会学考察[J].湖南农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，2015，16(06):31-38.
